衷心祝贺母校生科院百年华诞！
李季伦（1925.3.15－），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1948年7月毕业于中央大学（现BETVLCTOR伟德官网下载）理学院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1950年调至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任助教，1958年在微生物系任教至今，担任副教授，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43年7月我在重庆考入中央大学生物系。中央大学的一年级新生是在重庆郊区的柏溪镇大一部上课。入学不久，因喝了被污染的河沟水得了伤寒病，只好休学。次年（1944年）暑假后复学。学校的生活和读书条件都很差，200多学生住一个大统舱宿舍，上下铺，夜间如有一个学生走动，地板就颤动，床铺也随之摇晃，常在睡梦中惊醒。夏天蚊子多，易患疟疾；冬季湿冷，难以入睡。一台小发电机所发出的电量，只能维持微弱的灯光, 晚间难以读书。天暖时可下嘉陵江游泳，天冷时就很少洗澡，只能等天黑站在发电机冷却水管下匆匆淋洗。庆幸的是教基础课的老师都是著名的教授。如教植物学的是陈邦傑教授，他是德国留学生，著名的苔藓植物学专家。教动物学的陈义教授也是德国留学生，著名的无脊椎动物学专家。他们的渊博知识和认真教学的精神，吸引着年轻的学子们孜孜求知，得益匪浅。二年级到重庆沙坪坝校本部上课。教藻类学的是朱浩然教授，陈邦傑教授又教植物解剖学。此外，我还选修了农学院的昆虫学。
1946年6月读完大学二年级，随学校迁回南京原校址，我趁假期回北京探亲。此时北京大学已迁回北京，我申请到北大生物系借读，被系主任殷宏章教授批准。当时殷先生教植物生理学，讲植物光合作用引人入胜，至今记忆犹新。在北大也结识了吴素萱教授，她教植物解剖学，要求学生严格，常进行临时测验，我每次测试都得高分，受到表扬。一个多月后，收到中央大学的通知回南京上课，此时又结识了沈其益教授（主讲植物生理学和真菌学）、耿以礼教授（主讲植物分类学）、段续川教授（主讲植物形态学）、王希成教授（主讲动物胚胎学）、欧阳翥教授（系主任，主讲神经学）和秉志教授（主讲进化论）等著名学者。1948年7月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
在南京读书期间，局势仍不稳定，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中央大学处于国统区的首都，校园内派系斗争日趋剧烈。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终于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遭到国民党的镇压。1948年秋经同事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校友联谊会”，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件，以及议论当时的革命形势，才开始接触了进步思想。那时淮海战役正酣，南京临近解放，我的导师沈其益教授因从事动员知识分子北上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华北和东北等地都已解放），而去香港，随后去了北京，参与筹建北京农业大学的工作。1949年4月底南京解放，迎来了人民解放军。我跟着队伍第一次进入国民党的总统府，亲眼看着解放军拔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蒋家王朝终于破灭。
1950年，我通过沈其益教授调至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任助教。那时的植病系集中了全国该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戴芳澜、俞大绂、沈其益、林传光、裘维蕃、周家炽等。我有幸跟这些大师们学习和工作，无论求知和做人都受益甚多。
在文革期间，虽然我也被列入臭老九的行列遭过批斗，但毕竟比一些老同志轻得多。通过下放农村劳动，使我真正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才知道是劳动人民养育了我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理。
回忆我自上大学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基本上都是在国内不断动荡的局面中度过的，思想上波动很大，有时感到无所适从，丧失了信心；有时感到豁然开朗又充满信心。在业务上的确损失很大，失去的时间不能补回。但在此时期却有幸结识了我国学术界诸多的顶尖大师，他们的爱国热忱，高风亮节的为人，以及渊博的学识和严格的科学精神，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我曾先后获得农业部优秀教师奖、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等称号,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鼓励，自感受之有愧。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已年逾八旬，仍在尽力工作，愿为祖国的教育与科技事业奉献终生。
（李季伦：“我这一生”节选。初稿写于2004年， 2007年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