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创刊，树起了“传播科学，求真致用”的旗帜。生科百年，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在生命科学领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不朽业绩。正值伟德BETVlCTOR1946百年华诞，特推出院庆专辑“大师云集熠熠生辉”系列主题推送，讲述我国近现代生命科学史上风云人物的传奇人生和光辉成就，怀仰止之心领略一代大师风采，扬生科百年荣耀，书生科百年辉煌。
秉志先生
秉志（1886.4.9-1965.2.21），字农山，著名动物学家，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一代宗师，近代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生物学家。研究领域广泛，在昆虫学、神经学、动物区系分类学、解剖学、形态学、生理学及古动物学等领域均有许多开拓性工作，对进化理论深有研究。晚年从事鲤鱼实验形态学的研究。其代表作有《鲤鱼解剖》和《鲤鱼组织》等。
1886年4月9日秉志生于河南开封一个满族家庭，祖与父均以教学为生。秉志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聪颖好学，随父诵读四书五经、文史诗词。1909年8月在京参加游美学务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考试，录取后于同年10月赴美留学。他追求进步潮流，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他在课余博览新书，“渐觉欧美各国国力强盛，是由教育与专门科学与技术而来”。他觉得自然科学是格物致知，是强国富民的利器，因而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他对进化论等著作特别感兴趣，决定赴美攻读生物学。这个选择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
1913年、1918年他先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美国Sigma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1921年创办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1922年与其他生物学家共同建立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创建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动物学会，任第一届会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5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立科学之愿，秉报国之志
1915年他与留美同学任鸿隽、赵元任等共同发起组织我国最早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在秉志等留美中国学生的推动下，《科学》月刊创办，树起了“传播科学，求真致用”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秉志本着“介绍科学于国人”的目的，业余积极撰写科普文章，其中“疟蚊”一文连载三期，是我国近代昆虫学史上第一篇关于医学昆虫的著作。
1941年冬珍珠港事变后，秉志改名翟际潜，蓄胡“隐居”。他躲在震旦大学的实验室里闭门做学问，同时还在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研究药材蛀虫。他用“骥千”笔名每周写一短文，投《大公报》发表，激励人民的抗战斗志。后被迫停写，他便用“伏枥”笔名，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论时事，热忱号召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秉志被困上海，全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科学家的民族气节。他强调要从根本上挽救国家之危急，一要“速图教育之普及”，二要“力求科学之发展”。他还强调道德与科学，实国家生命之所系，乃立国之二元素。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二者要平衡发展，不可偏胜偏废。
1949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及开国大典。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认真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最为突出的是对消灭钉螺、根治血吸虫病的建议。1952年9月，他给卫生部门负责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第二年他又分别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写信呼吁，并随信寄去了自己关于消灭钉螺、杜绝血吸虫病的建议。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成立时，毛主席转去了秉志的建议。
秉志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主人翁精神，他对新中国的每一项成就、国内外的每一件大事，都十分关注，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国家急需资金购买飞机大炮，秉志将自己在抗日战争前节衣缩食在南京所置的四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他的三千余册藏书，也留下遗嘱全部献给国家。秉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科学事业，是我国优秀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治学树人，一代教育先驱的华彩与奉献
1920年冬，秉志回到阔别十一载的祖国。在他已接受南京高师的聘请后，胡适致函邀请他赴北京大学任教，他复函婉言谢绝“如失约则不义，且舍小就大，亦非君子所取也。”一到南京高师，秉志立即满腔热忱地为开创我国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忘我工作。当时全国大学中没有一个生物系，在全国也没有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南京高师只有农业专修科，秉志讲授普通动物学，深受学生欢迎。
据他当年的学生、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追述：“当时大学里教普通动物学是采取模式教学法，就是在动物的一门或一纲采用一种动物作为模式，详细叙述其形态、生理，等等。这样教授法，学生觉得枯燥无味，而且彼此不联贯，缺乏系统性。秉老的教授法却别开生面，他用胚层、体腔的真伪以及进化原理将各类动物贯穿起来。这在当时很生动，也很有吸引力，并富于一定的启发性。因此，这个班本来是学农的，共有19个学生，后来转向于学习动物学的将近半数之多，可见影响之大。这不仅是教授法问题，更重要的是秉老具有科学家的风度和感化力。”
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生物系初建时，经费不足，无钱购置设备。秉志发动师生动手制作，或用土产品改装。对必不可少的仪器，他就节衣缩食，省下自己的薪金去订购。他的早期学生与助手、著名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院士一直记得当年他们师生二人曾分别拿出钱来买了一台简单的切片机和一把切片刀，供教学和研究之用。所有实验和研究用的标本，都是在连续两年的暑假里，由秉志亲自率领学生去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采集来的。
生物系在秉志等生物学先驱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从无到有，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生物学人才，包括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曾省、张孟闻、张春霖、沈嘉瑞、张宗汉、崔之兰、欧阳翥、刘咸、郑集，等等。他们后来都是我国生物学界的骨干和重要力量。秉志提倡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他以身作则，在生物系里迅速开展了分类学和形态学的研究。同时，他与胡先骕等积极进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2年8月18日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在南京成立了。
秉志倡导和培育了勤俭刻苦、努力有恒的优良学风。他认为人事烦扰、条件困难、时间不足，都不免妨碍研究工作，只要有决心，终能克服，关键是要“勤”和“久”二字，就是要勤奋不息和坚持不懈。秉志处处以身作则，忘我工作。每当盛夏季节，南京酷热难忍，他照常伏案工作，汗如雨下，衣衫湿透，只是用毛巾擦一下，从不休息。抗战期间，困居上海，生活拮据，他仍坚持每天到实验室工作，中午只有两块烧饼充饥。
他在所著“科学教师所宜注意者”一文中提出：教师一定要勤学，不断更新知识，不能机械式地讲课，误人子弟；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不可有任何恶习，否则将使学生受其毒害；教师一定要安心于本职工作，不能以教书为暂时的阶石，想在学校之外谋得升官发财之机会；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仅是在教室见面而已，教师不能下了课就和学生毫无接触，而应在各方面关心指导学生，使他们受到老师的熏陶。
秉志和自己的学生关系亲密，学生们常到其家里，或是一同去散步、郊游。秉志向来最关心和热爱青年，不遗余力地培养他们。他认为科学不是私有财产，造诣较深的专家有责任引导初学者，热情帮助他们，减少他们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他说学生物学的青年，既然对生物学最感兴趣，既然选定生物学为终身事业，就必须置名利于度外，排除种种困难，集中精力，朝夕勤奋，不断进步深造，做出成绩，为国争光。
1928年10月1日我国第二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筹建任务主要由秉志、胡先骕承担。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后，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以爱祖国、爱科学的高度热忱和奋发图强的精神，领导南北两所，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5年胡适在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曾这样评价生物研究所：“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的领导下，动物学与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开辟出一条新路，造就了许多人才，要算是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
砥砺有恒，生物学奠基人的求索与辉煌
秉志于1909年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昆虫系师从著名昆虫学家J．G．Needham研究昆虫学，同时辅修脊椎动物学，成为在美国以昆虫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他的导师Needham教授称赞秉志“是一位学者，一位值得尊敬的同行和一位亲爱的朋友”。
秉志研究领域广泛，在昆虫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解剖学、脊椎动物形态学、生理学及古动物学等领域均有许多开拓性工作，对进化理论深有研究，尤其精于解剖学与神经学，不仅做了大量描述性的工作，而且也进行过不少实验性工作。他的工作特点是，研究形态结构，要尽量阐明生理功能；研究生理现象，则一定要证实其形态学基础。他的研究对象，大到老虎，小到摇蚊。从现有的活动物到古代的化石，他都钻研过。
191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昆虫”。该文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昆虫学论文。秉志在20世纪20年代对江豚、虎、白鲸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对江豚内脏的解剖及虎大脑的研究，尤为深入细致，成绩卓著。他早期的学生与助手王家楫院士对秉志精湛的解剖技术记忆深刻：“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
秉志对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的功能钻研很深，于1937年发表了关于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综述，系统介绍了哺乳类各目不同动物的大脑皮层运动中心和感觉中心的发展与系统发育的关系，指出了对各种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当时存在的研究空白。该文还专门讨论了人类大脑皮层的高级功能中心，是很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
秉志在20世纪20—30年代初期，对我国沿海(山东、浙江、福建三省)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动物区系进行了大量调查及分类与分布的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仅浙江沿海采集的标本包括8门22纲，大小共6 000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开发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秉志对腹足类软体动物的分类学进行过大量研究，他对我国沿海、华北、东北、西北、新疆、香港等广大地区的水生与陆生螺类进行了研究，鉴定了数十新种。
此外，秉志还对昆虫、软体动物、龟类、鱼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的新科、新属、新种累计超过半百。他所研究的标本采自山东、热河、河南、内蒙古、周口店、山西、抚顺、浙江、新疆等地，包括第三纪的上新世、渐新世、始新世和白垩纪、侏罗纪等时期的化石。发表了“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等成绩卓著的论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1933年北平博物学会(Peking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授予秉志荣誉奖章和奖状，表彰他在古动物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秉志对鲤鱼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出版了《鲤鱼解剖》专著，并于晚年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遗著，他生前完成了该书的全部手稿及大部分插图和注释，他逝世后则由研究室全体同志进行整理、增加照片与图解，补充了一些扫描电镜的图片与注释。全稿整理工作于1966年初完成后又经秉志先生的学生伍献文、卢于道、崔之兰三位教授审校。这些论著充实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解剖学不能只讲形体构造，应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进一步解释进化程序中的现象。”这是秉志一贯的指导思想，也充分体现于他所有的论著中。
除实验室工作外，秉志自1920年回国后一直业余研究进化理论，钻研达尔文、赫胥黎、巴甫洛夫、米丘林诸家的论著，著有“天演现象之窥测”、“达尔文《物种由来》的一世纪”等文及《竞存论略》等专著。
秉志先生一生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他认为对待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他反复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为“公、忠、信、勤、久”五字。他说，“公”即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忠”即忠于所事。对所从事的科学事业要毫不动摇，要死心踏地，这样才能获得成功。科学之真理，要以最忠诚之精神，努力追求，否则毫无所成。“信”即信实不欺。科学工作丝毫不能有虚伪矫饰。研究结果，是即是，非即非，绝对不能说谎，自欺欺人。“勤”即勤苦奋励。研究科学必须勤勉努力，勤奋不息，千万不能偷懒，贪图轻松安逸。科学之真诠，绝不可能偶然侥幸而获得。“久”即持久不懈。凡事皆贵有恒，科学尤贵有持久之精神。从事科学研究，必终身坚持不懈，极端有恒，方能有所成就。
老先生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小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健康、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些正是他一生治学与为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