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超，伟德BETVlCTOR1946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理学系系主任。2003年于BETVLCTOR伟德官网下载生物化学系获本科学位，2011年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药学院获毒理学博士学位，2011年到2015年在科罗拉多大学癌症研究中心从事药理学博士后研究。期间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所开发的肿瘤创新药物实现商业转化。曾获得2010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2011年度科罗拉多大学最佳博士论文奖，和2011年度美国毒理学会卡尔史密斯奖全美第一名。2016年回到伟德BETVlCTOR1946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药理学和抗肿瘤创新药物研发，回国后的工作近年陆续发表于Cell Research, Pharmacological Reviews, Autophagy等高水平杂志。
大学是读书的最好时光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报考BETVLCTOR伟德官网下载生化系？
我们那一代人是被那句“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给忽悠进来的。在99年我考进南大的时候，生化系和计算机系不管是在南大北大还是其他高校，录取分数线都是最高的。
其实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也根本就不知道生化是什么东西，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来说只知道生化危机的电影和游戏，觉得生化这个东西非常神秘、非常玄乎。
在我们高考报志愿的那一年，南大生命科学在招生简章上是分为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两个专业，我们根本不知道生物技术是什么，只是觉得生物技术比生物科学好像更牛，于是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报了生物技术。进来之后按照以前的惯例我们班还是被称为99生化，但是所有官方文件上写的都是生物技术。之后那几届就叫做00生技、01生技了，所以我们那一届也算是南大生化时代的余晖。
大学学习生活状态和中学时候有什么不同？
我在高中时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是喜欢生物学的，虽然对它的认识不是很清晰。中学阶段大家对生物学的理解一般都是动物学、植物学这些宏观的概念，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现代生物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微观层面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大学阶段所学的内容和之前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非常感谢南大给我们的自由的氛围，我在大学阶段逃了很多的课，很多课程都是靠自学和考前突击搞定的。但是我把所有逃课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世纪之交的时候手机和电脑都没有普及，所以我就每天泡在学校图书馆里，当时图书馆里很多好书是不能外借的，书脊上会刷上红漆，所以我在图书馆开门的时候就读不能外借的书，离开的时候就带上能外借的书回宿舍继续读，当时图书馆很多老师和工作人员都认识我。现在能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的人文素养基本都是在大学时代打下的基础，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虚度自己的大学时光。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也常给本科同学们说，大学是一生中读书的最好时光。
人生的轨迹是不能被规划的
您本科毕业后先在国内读了硕士，然后出国攻读了毒理学专业的博士，这个过程中是如何考虑的呢？
可能是因为我16岁就上大学的缘故，对很多事情都开窍的比较晚。那时生物专业是最容易出国留学的专业之一，我进校时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同学们大二大三陆续去考托考G，我才知道原来除了光荣的公派留学之外还可以自己申请奖学金出国。但我那时还沉浸于泡图书馆读书，到了大三结束的时候，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了，才开始认真思考未来。当时我所在的生化基地班的保研比例非常高，所以就直接选择了这条easy way。因为我对药学很感兴趣，特别想要做新药研发方面的东西，因此进入徐强老师的实验室进行研究生学习。
我们从大学到硕士研究生过渡期间，电脑、手机和宽带被迅速普及，所以后来我申请出国的时候，对国外的学校做了非常详细的调研，但是我选择学校的时候也很随性。当时申请了很多学校，还参加了哈佛和杜克的面试，最后选择去了科罗拉多大学药学院。年轻的时候玩心比较重，去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罗拉多比较好玩，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登山，对于一个深度户外运动和极限运动爱好者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科罗拉多药学院只有两个PhD项目，药物科学和毒理学。因为我对药物科学项目所做的药剂学研究不太感兴趣，所以选择了毒理学，这个方向主要是做药理学和毒理学机制方面的基础研究。
您2011年博士毕业，之后做了五年博后，2016年回到南大，这个过程中又是如何选择的？为什么不选择去公司或是去其他学校？
创业、留美国、回国去其他学校等等这些机会都曾经出现过，最终的选择会涉及到很多的因素，许多都是机缘巧合。
首先，我在博士期间做的是药理学和毒理学机制的研究，在博后期间做了一些新药开发的工作，也拥有新药专利并成功进行了商业转化。这样的背景其实特别适合在美国的工业界工作，我的博士和博后的导师都想推荐我去大型制药公司。但是我自由散漫惯了，更想留在学术界，虽然去公司做研发不用为经费担心，但是失去了研究的自由，而且即便是巨头跨国公司，研发团队也会面临随时被解雇的风险。我不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首先否定了去公司打工这条路。
其次，我也考虑过在美国大学做教职拿到终身教授后再回国。事实上，这是我的很多同学们选择的一条路。然而人生是不能计划的，你可以在短期内做计划，但是在一些会改变你人生轨迹的关键转折点上，你没法预知。我们这一代人刚好赶上了国家引进海外青年人才的浪潮。我在16年回国的时候，国内头部高校在个人安家、科研经费和平台方面的提供的条件已经和美国前30的学校的水平相当了，这对想做科研又想家的海外学子是极其有吸引力的，我们由衷的感谢国家的人才计划给我们的历史机遇。
除此之外，当时国家留学基金委设立了“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用来奖励自费留学的优秀学生。我在2010年底获得这个奖学金，中国驻美大使馆专门把获奖的学生邀请去大使馆给我们颁奖、请我们吃饭，当时就觉得特别温暖和激动。这表明国家不仅支持公费留学的学生，也非常重视我们这些自己“折腾”的学生。2011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又组织了一次很有意思的活动——“海外优秀人才走进中科院活动周”，全球范围邀请了30位留学生代表参加，除了中科院总院的活动外我还参观访问了上海药物所。那次回国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意识到国内科研条件的迅速提高和药学研究发展的日新月异，而我如果想回国独立开实验室的话资历不够，所以我在博后期间努力工作，在Nature发表文章，加上时代的机遇，才在16年通过人才计划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我当时考虑了三个地方：上海药物所、上海交大药学院和南大生科院。这次的选择也很随性，相较研究所而言，我更喜欢大学的环境与氛围，喜欢和本科生在一起玩，所以否定了药物所。相较于魔都这种钢筋水泥的森林，我更喜欢仙林的自然环境和南京的文化底蕴，这可能是在美国大农村待久了的缘故，加之和园就在学校对面，这种“三点一线”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您现在会鼓励同学们走出国门吗？
即便现在中国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在飞快地进步，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整体水平上，我们跟美国、欧洲、日本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所以对于现在的学生，我还是会建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出去学习一段时间，学习和职业生涯的任何时间段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出国不仅是学术上的交流，还是一段全新的人生经历，你可以接触到一群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体系下的人们，你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工作生活以及如何看待世界的，这对任何一个人开拓视野，完善三观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利有弊，经常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海归错过了国内的黄金十年，这段时间里，我的80后同龄人在国内可能囤了好几套房，个人资产可能翻了很多倍，我并不羡慕这一点，因为人生的轨迹不能被规划，在每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你做出的选择都是不能兼顾的，我们虽然错过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年轻时代所学到的知识、能力和见识才是真正能伴随一生的财富。
为国家、为人类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去年因为面临疫情，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没法回校开展实验，您实验室的工作有什么变化？
我记得当时我们疫情控制的比较好，所以研究生基本上四月份就都回来了。但是从一月底到四月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亲自养老鼠。因为我们实验室做很多的老鼠实验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很多珍贵的转基因老鼠品系必须维持，所以当时只能是我来承担起养老鼠这个重任。我们总共有几百笼老鼠，所以我就一直接受学生远程指挥，帮他们做老鼠实验，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
到了后来交通管控不再那么严格，私家车可以通行的时候，我就自己开车，一天用了十八个小时，跑了一千多公里，到河南三个城市接了三个会做老鼠实验的学生回来，帮我一起这个难关给撑过去了。我记得当时跟在美国的朋友们聊天，他们的实验室工作在疫情期间就完全停摆了，损失非常惨重。所以国内疫情控制的好，对我们搞研究赶英超美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您看来，南大生科院最让人骄傲的地方有哪些？
第一，南大生科院的历史底蕴非常令人骄傲，我们是中国的第一个生物系，百年历史星光璀璨，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科学家和改写教科书的原创成果。
第二，我们生科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把最好的资源花在本科生上，无愧于“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这一口号。当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有切身体会。那时我们的科研条件还比较艰苦，但是老师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都还没有本科生教学实验用的好。比如我们生理专业的王建军老师用世界银行贷款主持购买的一批电生理设备用于本科的教学，研究生做实验都要来蹭这些设备。我们的老师在培养本科生上也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实验室永远向我们敞开，最好的资源都向本科生倾斜，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得很好，今天我们自己当老师也同样会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
第三，我们南大生科人的气质是一脉相承的。从生科院出来的学子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带上南大的气质和烙印，用校训说就是“诚朴雄伟”，通俗点说就是南大人的低调内敛、埋头苦干。从二十年前的我们，到现在的南大生科学子，这种气质一脉相承，通过各个方面渗透出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第四，是南大三代生科人薪火相传的学术传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郑集、仲崇信、朱德煦那一代老先生，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做出了像“南大五朵金花”那样开创性的工作，让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从无到有；我的老师们像徐强、张辰宇、高翔这一代人，在改开之后留学归国，让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做到了从有到好，形成了一批学科高峰；而我们这一代人所肩负的使命就是从高峰到高原，让中国的生命科学从好到强。我希望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能与欧美发达国家并肩齐驱，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做到的事情。
您现在经常会与本科生进行交流，请问您在教学方面有什么心得？对本科生有什么想说的话？
我其实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爷爷外公父亲母亲都是老师，他们可能是最不希望我长大了还当老师的，但可能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兜兜转转我还是成为了一名老师。教学方面我和生科院的很多老教师相比资历太浅，像我们敬爱的黄成老师和杨荣武老师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只有一些浅显的体会和本科生分享一下。
第一点，在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当老师，我们其实承担了两种角色，既是科研工作者，又是教育工作者。既然我们是在大学里做教授，而不是在企业或科研院所搞项目攻关，那么相较于科学研究，我认为“立德树人”是我们更重要的使命。更具体一点，我认为作为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教授，我们的第一使命是为国家、为人类“培养下一代科学家”。每个人的学术生命都很短暂，从独立工作到光荣退休可能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科学研究是铁打的营盘，我们都是流水的兵。虽然科学知识是不断进步的，但是做研究的方法、规范与思维方式是需要被传承的。研究型大学对国家、对社会的最大意义就是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下一代的科学家，培养出比我们自己更优秀的下一代科学家是我们作为研究型大学教授的崇高使命和道德责任，这比发论文拿项目更加重要。
第二点，教学和科研是相互促进的。你要真正搞明白一件事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把它讲给别人听，能把别人讲明白了才代表你真正理解了。把自己理解的东西教给别人的过程其实也是自己梳理逻辑强化理解的过程。我在教学的过程中经常发现一些原本以为自己搞明白了的东西其实是有问题的。而且科学的发展很快，为了给学生输出最前沿的知识，也会倒逼老师不停地输入新东西。
第三点，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优秀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富集”出来的，因为他/她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所以才来到了南大这样优秀的平台，和优秀的老师在一起，发生各种化学反应。好的学生在某些方面一定比老师强，两者会相互成就。我也常和学生说，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一代要比一代强。
第四点，人的创造性往往和年龄成反比。大学里本科生的可塑性和创造力应该是最强的，未来具有无限可能，要敢想敢做，千万不要给自己的未来设限。
最后，人才的科学流动对个人和国家都非常重要。因为一直待在同一个体系里会限制你的创造力。所以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我都鼓励他们走出去闯荡世界，学好了本领再回来。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人才的成长周期是非常长的，我们今天在本科生身上的教育“投资”，并不期望马上就能看到成果，我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二十年之后都能在各个领域成为国家的栋梁，不管你们是不是做科研，也不论你们身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