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云集 熠熠生辉 | 蔡翘先生

蔡翘，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生理科学奠基人之一。二十年代，他首先发现了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顶盖前核（Nuc.Pretectalis），后来国际神经解剖学界把它称为“蔡氏区”（Tsai’s area）以示不忘他的贡献。他编著我国第一本大学生理学教科书，以后又增订为《人类生理学》。从1922年从事生理学研究以来，他在中国多所著名医学院校担任学术领导及教学、科研工作，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一些早期门生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蔡翘主要为发展我国生理学科进行开创性工作，以及在神经解剖、神经传导生理、糖代谢和血液生理等领域有若干重大发现。解放后，致力于航天航空航海生理学研究，为我国的航天航空航海生理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解决重大医学科学技术问题进行开创性科学实践活动和学术领导作用。

蔡翘先生

蔡翘（Tsai Chiao）,字卓夫，乳名（族名）义忠。1897年10月11日（农历9月16日）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新墟（亨）镇仙美村。父蔡世敬（资成），族名绍钦，母卢氏。蔡翘于1914年与揭阳竹桥陈淑芳女士结婚，生有三子。

蔡翘七岁时，父亲送他在本村私塾读书。后又送他到镇上兰田小学读高小。1913年蔡翘考入潮安县金山书院（现省立金山中学），至1917年毕业，1918年只身赴上海复旦大学附中补习英文。同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1919年秋，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胸怀“科学救国”志，和家里给的不多的钱，从上海坐船经日本，到达美国留学。他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学习心理学，用两年时间学习完大学课程。1921年冬进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一学期后，1922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当研究生。在美求学期间蔡翘用勤工俭学维持学习。他曾在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图书馆业余服务一年，一天工作2小时，解决自己的学费和吃饭问题。他也曾与多名中国同学合租宿舍，如吴有训、周培源、潘菽、杨武之（杨振宁之父），袁敦礼、张锡均等，甚至有一段时间与潘菽（中科院院士、心理学家。字有年，潘汉年堂弟、潘梓年之弟，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为火烧赵家楼、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已故）同睡一床，合盖一张被子。他们自己起伙，轮流作饭，在校打零工。同时他潜心攻读，也注重实验技能，在芝加哥大学文理学院学习期间发表4篇论文。1924年发表博士论文“大白鼠的记忆曲线”，翌年初获哲学博士学位（Ph . D），并因学业优秀获芝加哥大学金钥匙奖和推荐为美国解剖学会会员。

1925年夏秋之交，绕道加拿大经日本回国。就聘于先期（2年）回国的同乡郭任远任职的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创建生物学科，执教生物学和生理学。1926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国生理学会（当时只有十几人）。1927年秋受聘于设在吴淞的上海医学院（当时称中央大学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前身）创建生理学科，任生理学教授。兼讲授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此期间，他首倡用祖国语言教学；编著我国第一本大学《生理学》教科书；培养出一批我国早期的生理学工作者。1930年秋, 由美国洛(克菲勒)氏基金会资助，赴英国和德国进修，先在伦敦大学著名生理学家C.L.伊文思（Evans）教授实验室从事糖代谢的研究，继而在剑桥大学著名神经生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E.D.阿德里安(Adrian)教授实验室从事神经传导生理研究，后经伊文思教授推荐，于1935年成为英国生理学会会员。1931年冬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其他大学的著名的生理学实验室做短期进修。1932年春回国，继续在上海吴淞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1932年夏秋之季，应聘到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系统研究了肝脏在糖代谢中的作用。1937年1月到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任生理学教授，再次创建生理科，同吴襄共同编著了《生理学实验》。1937年秋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内迁成都，蔡翘领导生理和药科两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38年秋，他发起成立并领导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每季度举行学术报告会一次。1941年6月创刊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并任主编，每四个月出版一期。这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生理学会出版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被迫停刊后，国内唯一的生理学刊物。同年，他成立了生理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接受进修生。1943年夏，作为交换教授应邀赴美讲学与研究一年，在芝加哥讲演时，介绍我国抗日战争情况，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其讲演稿与其他诸教授的讲演稿一起被编成《未被占领的中国的声音》，在美国专册出版。抗日战争期间，他主要从事有关血液生理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发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学医学院复员南京，他再次领导生理科教学与研究的恢复工作，继续从事小血管受伤止血的研究。1948年代理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央大学改称BETVLCTOR伟德官网下载，蔡翘任医学院院长。1952年BETVLCTOR伟德官网下载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后，他任校长。在那里，受国家卫生部的委托，他举办了生理学高级师资进修班，1954年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一级研究员和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5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他兼任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被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1981年任中国生理科学会（含生理、生化、药物、病理生理、生物物理和营养六个学科）理事长。1981年辞去理事长职务，被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会推举为名誉理事长。1987年7月中华医学会航空医学学会成立时，被推选为名誉主任委员。1951－1968年，主要从事并领导特殊环境生理学的研究，是我国军事劳动生理学、航空航天医学和航海医学的创始人。他多次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56年7月出席了国际生理科学布鲁塞尔会议；1956年9月至1957年2月，作为我国军事医学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联考察半年，并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参观和参加学术会议；1963年率团赴华沙参加国际空间科学会议；1964年率团赴爱尔兰参加国际航空空间医学会议，并顺访英国伦敦等地的实验室。他对我国的科学事业极为关心，衷心拥护党关于发展科学事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医学、生物学界多次出现的违反“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倾向和作法，总是挺身而出，坚持真理，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领导的广州会议上，就如何发展我国自然科学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坦诚的意见。1963年8月又就如何贯彻“科学十四条”写了“关于科研工作的建议信”，得到军委聂荣臻副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十年动乱期间受到迫害，失去了工作条件，转而埋头著书，于1979年出版了《航空与空间医学基础》。1978年，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基础医学研究所，他亲自指导创建该所神经生物学室的研究工作并积极培养研究生。

蔡翘自1922年从事生理学工作至逝世，一生艰苦创业，在生理学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他涉猎广泛，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和成就，先后发表过100多篇学术论文和11本专著，教科书；他提携新秀，培养了几代人才，为发展我国生理学和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蔡翘的学术贡献，50年代以前主要为发展我国生理学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在神经解剖、神经传导生理、糖代谢和血液生理等领域的重要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在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解决重大医学科学技术问题上的开创性科学实践活动和学术领导作用。

发现“蔡氏区”

——神经解剖学上的贡献

蔡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那时，他的研究生导师哈维·卡尔(Harrey . A . Carr)，著名的比较神经学家，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想对于一种美洲袋鼠叫做Opossum的动物的脑，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作为这个研究计划的一部分，Herrick教授把研究Opossum视束及视觉中枢的任务交给了蔡翘。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把结果写成长达七十五页的论文发表在1925年《比较神经杂志》第39卷上。

他在这篇论文序言里说：“虽然作者的主要兴趣在于阐述Opossum脑的视束及其终端神经核，但对于丘脑与中脑内的有关结构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希望这项研究结果能够为将来关于别种动物的神经系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用的指导”。事实确是如此。这篇论文的题目，虽说是关于Opossum视觉系统的研究，但其内容却大大超出了视觉系统的范围，而牵涉到脑干内极为重要、但又不大为当时人们的所注意的一些结构。例如内侧前脑束（Medial forbrain bundle）和被盖网质（Substantia reticularis tegmenti）等。

内侧前脑束的细胞起源，纤维连结和功能意义，一向被认为神经解剖学上一个难题，使学者望而却步。但蔡翘却知难而进，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对它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澄清了多年来人们对于这一纤维连结系统的模糊概念。

多年以来，研究神经递质中枢途径和痛觉神经机理的科学工作者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中脑被盖网质、中央灰质区和内侧前脑束在痛觉调制过程中的作用，因而把蔡翘当年所着意描述的中脑内盖网质，一个他在论文中称之为“顶盖前核”(nucleus pretectalis)的地方叫作“蔡氏区”（Tsai＇area），以示不忘他的贡献。学位论文完成后他在神经解剖学教授赫里克(C .G. herrick)以及生理学教授爱维（A .C. lvy）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不久，他经导师推荐为美国西格马赛学会(Sigma Xi Society)的会员。

中国生理科学奠基人之一

蔡翘于1925年秋受聘为复旦大学教授，他是我国综合性大学开设专门生理学课程的第一人。当时，各大学普遍用英语授课，他认为用外文作教学媒介不便于学生吸收和掌握所学知识，更不便于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推广，他坚持用祖国语言教学，自编中文讲义，并编著我国第一本大学《生理学》（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共五十章，七十万字的教科书，后来增订本改名《人类生理学》。他的教授和教材培养出一批我国早期的生理科学工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为学术界的佼佼者。革命战争时期，他编著的《生理学》还被延安卫生学校采用为教材。

1929年蔡翘与助教徐丰彦一起研究了甲状腺与钙代谢的关系，阐明了甲状旁腺切除后肌肉抽搐以至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血钙浓度严重下降。1930年秋，蔡翘第二次出国，由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先后到英国和德国留学进修。先在伦敦大学与C . Lovatt Evans教授等研究肝糖元的代谢，观察乙醚、amytal等麻醉剂的影响，及动物在断头和去大脑之后肝糖原的恢复过程，还有肾上腺素对猫的糖原分布的作用，共发表发三篇文章；继而到剑桥大学在E.D.Adrian教授（诺贝尔基金获得者）建议下研究麻醉剂主要是可卡因对蛙趾单条神经纤维动作电位传导的影响。其论文连同前三篇都刊登于1931年伦敦出版的《生理学杂志》。在这后一论文中，蔡翘报告他用麦氏（Matthews）示波器记录由蛙的中趾末端牵拉感受器发出、而沿着单条神经纤维传导的特征，即感受器刺激的强度变化表现为神经冲动的频率改变，但当刺激持续保持高强度时，不久将见冲动频率逐渐降低，惟动作电位的幅度基本不变，这就是感受器的适应现象。这一麻醉前的正常神经冲动的记录，后来曾被C.Lovatt Evans所修订的Starling著的《人类生理学原理》一书以及Harris著的《实验生理学》一书所援引，作为感受器电生理反应的典型例子。之后他经伊文思教授推荐，于1935年成为英国生理学会会员。1931年冬，蔡翘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进修，并访问著名的Myaho-ff，Rein.Warbur等教授实验室及学者；又参观了Embden教授植物性生理学实验室。同时写出关于麻醉对单个神经纤维传导的影响科学论文，在1932年英国生理学报上发表。1932年春回国。

从1932年秋至1936年底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期间，蔡翘连续研究肝在糖代谢中的作用问题。蔡翘单独或与其助手易见龙合作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十一篇论文。在这一阶段的前两年，蔡翘是以急性的断头猫和麻醉猫做实验，观察肝糖的摄入量与释放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这种实验结果不能代表正常清醒动物的肝糖代谢，于是从改进实验技术入手，利用他自己改良的腹腔内大血管（门静脉和膈下肝静脉）取血法，对正常慢性制备动物（猫）测量其在不同食物组成条件下，以及在两次消化之间的较长时内，入肝和出肝的血糖浓度进行比较。并与体循环动脉血中糖浓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给猫饲混合食之后（食物中糖类、蛋白质和脂肪三者含量之比为6：3：1），动脉的血糖浓度通常从食后第二小时起渐升高，至第五小时升到最高水平，比食前增加20-40%，然后维持这高水平直到第七小时。在这期间，大多数动物由门静脉入肝的血糖浓度显著地高于由肝静脉出肝的浓度，但也有一部分动物的入肝血糖浓度仍旧略低于出肝的。如果给动物喂纯牛肉则出肝的血糖总是和饥饿时一样高于入肝的。这些资料表明，就肉食动物猫来说，既使喂给混合食物时，由肝放出的血糖，在很大程度上仍来自非糖类的消化食物。至于两次消化之间的长时内，由肝放出的血糖更是大大超过入肝的血糖浓度。这一系列的慢性实验，揭示肝在保持血糖正常浓度中的作用，主要是在于不断地摄入非糖类和糖类食物的消化产物以合成糖原，从而在消化间期释放出葡萄糖以保持循环血糖浓度的相对稳定。这些实验研究成果受到国外内生理学界的重视及引荐。

1937年1月他提前与雷士德研究所解约，到条件较差的中国人自己办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任生理学教授，再次创建生理科，并同助手吴襄共同编著了《生理学实验》。

蔡翘1937年1月到校工作，在对牙医专科第一班进行教学的同时，立即筹建动物房及研究室，准备继续利用慢性动物进行肝糖代谢的实验。不料半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七·七侵华事变，并对沪宁进行频繁的空袭。中央大学医学院决定西迁成都。先是借用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医学院的部分房屋上课，大约四年后，租用城内一所中学校舍作为前期各科教学之用。这时蔡翘兼任药理学科主任，已经创造条件招收研究生。

1938年秋，他主要在华西三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华西大学医学院）发起成立和领导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郑集、童第周等都参加其中。1941年6月创刊了华西大学医学院《中国生理学成都分会会志》,并任主编。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唯一的生理学刊物，至抗战胜利为止，四年共出两卷十三期300多页，对生理科学的科研成果交流起一定作用。同年，他成立了生理学研究所，主要助手朱壬葆、周金黄、吴襄、徐丰彦、李瑞轩，匡达人等，招收4名研究生（宋少章、程治平、陈定一、李昌甫），接收十几名进修生。其中有延安军医学校秘密送来的同志，也有方怀时（后曾任台湾航空医学会会长，八十年代后期在参加国际航天航空学术会议时，曾向我方第四军医大学及国防科工委航天航空医学工程研究所出席会议学者问候他的教师蔡翘）等人。并自筹经费，自己动手，成立制造生理学实验仪器车间供教学和研究用。1940年还曾送一套自制仪器给延安经成都到香港采购药品器材的朋友。1943年夏，作为中美文化交流交换教授与费孝通等六人应邀赴美讲学与研究一年。在芝加哥讲演时，介绍我国抗日战争情况，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其讲演稿与其他教授的讲演稿一起被编成《来自中国的声音》在美国专册出版。这一年中，蔡翘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与美国学者合作继续研究血清中的缩血管物质问题，取得一定成果，这一方面研究导致后来国外5-羟色胺（即血清紧张素）的发现。

蔡翘在整个抗战八年及抗战胜利后短时期内，直接参加和指导的实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血液生理这一领域。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及论文著述。他研究了红细胞脆性和溶血、抗溶血机制，阐明了脾脏与红细胞渗透脆性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及机制；发现胆固醇是正常血浆中的主要抗溶血物质，免疫的溶血性血清中存在一种“抗胆固醇因子”和它可对抗胆固醇的抗溶血功能；发现了血清缩血管物质中除血小板解体时释放的组织胺外，还有非组织胺物质等。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医学院复原南京。他再次领导生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恢复工作。继续从事小血管受伤后自动止血机制的研究，并在英国与中国生理学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1947年8月他赴英国出席国际生理科学会牛津会议，在大会上报告了上述出血自止机制的科研成果，引进国际同行的重视，直至80年代初仍被国外学者所引用。1948年代理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当时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同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蔡翘是中国生理学会1926年成立时最早的会员之一。他于1935年—1937年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1955年，继任第十一、十二届理事；1964年和1978年当选为第十四、十五届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在1981年第十六届代表会上辞去理事长，被选为中国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蔡翘是在中国生理学会扩大为包括生理、生化、药理、病理生理、生物物理和营养六个学科的中国生理科学会期间，于1964年至于1981年连任两届理事长的。蔡翘以其崇高的学术威望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风嬴得了大家的拥护和信任。他团结六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带领广大会员共同前进。对促进我国生理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是学会杰出领导人。1981年蔡翘辞去理事长后，仍一如既往为中国生理学和生理学会的蓬勃发展作出无私奉献。

创建新中国的特殊环境生理学

——军事劳动生理、航空航天医学和航海医学

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央大学改称BETVLCTOR伟德官网下载（第一任校长潘菽），蔡翘任医学院院长。1952年南大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他任校长。当时受国家卫生部的委托，他举办了生理学高级师资进修班。为适应抗美援朝建设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需要，蔡翘创建了我国军事劳动生理学、航天航空医学和航海医学，进行了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和领导工作。在南京他筹建航空生理实验室从事研究。1951年编著出版《航空医学入门》，1953—1955年逐年写出《航空生理研究总结初步报告》。1954年调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一级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被选为全国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正式成立了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蔡翘作为副院长兼任这个所的所长。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头两年，他领导开展许多既有理论意义又与军事作业条件相结合的生理研究课题。如把睡眠生理研究与解决陆军战士及空军飞行员劳动休息制度的合理安排结合起来等。为陆军和空军战士的选拔、训练以及设立淘汰标准提供多方面的科学依据。他非常重视对部队实际调查，亲自带领科研人员到飞行部队和现场调查研究、体验生活。他既重视各项研究的理论深度，也颇强调成果的实用价值，因此他往往要求科研人员在取得一项实验室研究成果并写论文与总结之后，再努一把力，对成果内容进行提炼，把方法简化，以求真正能在部队使用。最后形成一套实际可行的检查方法，提供空军有关部门试用，并为这些方法的试用培训了技术人员。

在蔡翘领导下，1953年建成我国独创的第一座混凝土人用低压舱，节省了大量经费。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建成了高空减压舱、爆炸减压舱、动物及人体加速度离心机、地面弹射救生装置、模拟失重装置、航海医学研究用的潜水加压舱以及高、低温舱等多项大型设备，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对在低压、高压、缺氧、超重、失重、飞行错觉、弹射、震动、高温、低温、深潜等航空与航海特殊条件下人的生理反应、耐受限度、训练方法及防护措施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不仅提供了各方面的重要生理数据，而且根据这些数据提出来一系列适合于我国情况的防护制度和装备的要求，如航空的加压供氧制度、潜水减压制度、抗荷服、代偿服及潜水服的生理数据要求及生理性能鉴定方法等。这样，在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我国年轻的航空与航海医学研究工作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创造了一套研究条件，而且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看，已大大地缩小了我国的这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通过这些工作培养了一批各有专长的研究技术人员，为此后我国的航空及航海医学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被刚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航空医学学会推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蔡翘多次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56年7月出席了国际生理科学布鲁塞尔会议，同年9月至第二年2月，作为我国军事医学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考察半年，并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参加和参加学术会议；1963年率团赴华沙参加国际空间科学会议；1964年率团赴爱尔兰参加国际航空空间医学会议，并顺访英国伦敦等地实验室。

他对我国科学事业极为关心，在关键时刻总挺身而出，坚持真理，直抒自己的科学见解。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领导的广州会议上，就如何发展我国自然科学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表意见。1963年他又就如何贯彻“科学十四条”写了“关于科研工作的建议信”，得到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失去工作机会转而埋头著书，1979年六十多万字的《航空与空间医学基础》出版。1978年，他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就座于主席团。蔡翘又焕发科研青春，他号召“树雄心立壮志，攀登生理科学高峰”他指出“基础医学对实现医学科学现代化的重要性”以及“为解决军事医学问题而努力”。在他和几位老教授积极倡议下，上级批准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基础医学研究所，至此之后他除了担任副院长之外，主要指导神经生物学研究并培养研究生。

崇高品德，一代师表

蔡翘不仅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同样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家。他从1925年回国以来，曾先后在上海、南京两地的高等学校担任了二十五年教学工作，既重视教学又重视科研，紧密结合。在教学过程中除给学生传授生理学知识和科学思维外，还有意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生理学专业工作者，输送到全国各地。他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业务领导后又通过指导科研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生理学人才。此外，通过多年对中国生理科学会的领导，广泛团结了全国老、中、青的生理科学工作者，为发展生理科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蔡翘怀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把发展我国生理科学作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曾回忆他教学经验一是主张教学与科研结合，身教与言教结合，身教重于言教。二是循循善诱，指明方向，使学生热爱专业。他不仅仅注意业务的教授，还重视道德品质的教育。几十年来，蔡翘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他们大多已是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医院的中坚骨干。回国之初在复旦大学任教的两年中，在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直接控制下的上海，崇洋媚外之风极盛，蔡翘为了使生物科学能在国内生根结果，率先倡导以中文编写生理学教材，用祖国语言讲课，并创办生理实验室便于学生亲自动手做实验，这样就吸引和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从事生理学和实验生物学的工作，其中包括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的冯德培、童第周、徐丰彦、朱鹤年、蒋天鹤和沈霁春。在吴淞上海医学院任教期间，尽管设备极端简陋，蔡翘仍能带领助手于教学之余系统地开展科学研究。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时，物资供应较好，个人待遇较优厚，科研工作也较顺利，但在外国人机关中要培养本国人才就受到很大限制，更谈不到直接为祖国人民服务。因此蔡翘不等合同期满，就毅然放弃月薪600两白银的优厚待遇提前一年半离开，宁愿到待遇低得多的南京国立大学开创新的工作基地。这种做法确是当时一般人很难办到的。

蔡翘的崇高品德还表现在为人正直，胸襟宽阔，无门户之见。他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区和许多学校，其中原来毕业的科系也不同，有医学院毕业的，有生物系、心理系和化学系毕业的，蔡翘都一视同仁。在抗战之前，由他启蒙的青年心理学工作者，经过一段时间共同工作之后，又经他介绍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系进修，或再到国外进修，使其业务不断提高。在抗战初期，有一些已经离开的老门生，因当时所在单位从沿海迁至内地，缺乏科研条件，又被蔡翘介绍到成都中央医学院工作；也有新从国外留学回来而在成都其他大学工作的，也因缺乏科研条件而在蔡翘帮助下转到中央大学医学院。所以中科院院士陆宝麟院士曾说“我不是蔡老直接的学生，但他多次热心指导我。他那种不循私情、乐于助人、唯才是举的品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蔡翘提倡民主作风，以平等态度对人，学术问题提倡自由争辩。他从不要求别人、包括他直接领导的学生，定期向他汇报，而是经常去看大家的工作，在无拘束的谈话中了解具体情况。他特别提倡用定期召开生理学会分会的方法，让大家互相交流，他自己也以学会的一个成员的身份参加讨论。人们说蔡翘是最容易找到的领导人，常常不是学生和科研人员去找他，而是他不断地到各个实验室去。他的习惯是来了就动手，用他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具体的指导，实验完了他往往和同志们一起分析刚才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发现有意义的苗头，提出个人的意见。这种场合使他和大家没有距离，即使是新来的同志和年轻的技术人员都能很快地、无所顾虑地参加讨论。解放初期，一天，几位助理研究员正在解剖一只大狗，开了几刀，没切准。恰好蔡翘走进实验室，一见此景立即操起解剖刀，一下子就准确利索地切开了，并一一指明切开所暴露的各部分的名称和关系。使学生深受启发和教育。当然他可从来也不作“好好先生”。不论年资高低、远近亲疏，只要被他发现了缺点错误，就及时当面提出。由于他总是持与人为善的态度，使受批评的人不仅不感到精神压力，而且往往自内心感到亲切，乐于改正。

约在1934—1935年间，蔡翘在上海曾担任中英庚款留学生的生理学主考人。同在雷士德研究所另一研究员曾找蔡翘，为其助手参加考试说情。蔡翘当即明确拒绝，说只能照成绩批分，不能偏袒。蔡翘不循私情的正直作风，深刻教育了助手和学生。

蔡翘领导作风的身体力行还表现在他的学习精神上，每当他准备提出新的课题时，除了要求研究人员组织力量查阅文献外，他自己总是学习在先。例如在考虑航空医学向宇宙医学范畴扩展时，他首先撰写了《从大气下层飞行跃进行宇宙飞行所面临的医学问题》及《宇宙医学问题》。又如《疲劳问题》、《Selye应激学说与生理应激》以及《自主神经反应型问题》等著作都是发表在新课题开展之前和经过一段工作需进行总结提高之时。另一个人所共知的特点是蔡翘对无论是否由他自己直接领导的人员撰写的论文，都是同样认真修改，严格要求。除非特殊情况，文章交到他手里常常只过一夜就审阅完；而且他还要反复看几遍，逐字逐句加以推敲修改。这种认真的作风即使当他90高龄，一只眼睛因动白内障手术后不理想而几乎看不见东西，另一只眼睛因老花、青光、近视而看文章要借助放大镜的“用半只眼睛办公”情况下他仍坚持。

蔡翘对学生循循善诱，指明方向。他说：“没有严师怎有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八十年代有一次，他给一位研究生定了一个有关神经元可塑性方面的研究课题。随后，他翻阅了一些外文资料，发现国外对这个题目已有人作过比较详尽的论述，便又重新改了一个难度较大的选题。那个研究生开始觉得原来的选题资料多，容易出成果，而后一个选题难度比较大。蔡翘便对他说：“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是证明别人的结论，这就没有价值了。科学上的贡献在于你想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做出了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个研究生反复回味蔡翘的话，高兴地接受了新的选题。经蔡翘耐心指导，很快作出了成绩。正如著名生理学家冯德培曾说：“我必须对待我自己的学生如同蔡翘先生在我年青时对待我的那样。”蔡翘实事求是，刚正不阿，敢于在逆境中力陈直言，从不随波逐流；他勤奋好学，始终如一，以至耄耋之年仍能敏锐地掌握当代生理科学发展趋势。他生活很有规律，从小到老一贯坚持锻炼身体，年逾九十仍能坚持学习和科研工作。他不仅在科研精神和治学态度方面是学生的榜样，而且在思想品德，生活作风等方面也是学生的模范，处处“为人师表”。

蔡翘一生勤勤恳恳，几经创业，几经搬迁，战争和动乱，但毫不气馁，先后在复旦大学，吴淞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创建生物学科和生理学科，创建过生理学、军事劳动生理，航天航空医学、航海医学和基础医学等五个系所。先后发表过100多篇学术论文和11本专著、教科书。硕果累累，培养了几代生理学界科研人才。他不愧为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之一，医学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蔡翘的科学精神和英名与中国科学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