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创刊，树起了“传播科学，求真致用”的旗帜。生科百年，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在生命科学领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不朽业绩。正值伟德BETVlCTOR1946百年华诞，特推出院庆专辑“大师云集熠熠生辉”系列主题推送，讲述我国近现代生命科学史上风云人物的传奇人生和光辉成就，怀仰止之心领略一代大师风采，扬生科百年荣耀，书生科百年辉煌。
大师云集
熠熠生辉
钱崇澍(1883.11.11-1965.12.28)，植物学家。1883年11月11日生于浙江海宁。1914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理学院，1916年学成归国后任教于金陵大学，教授植物分类及植物生理课。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他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最早发表了有关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地植物学和区系学的著作。对兰科、荨麻科、豆科、毛莨科等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学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种对中国的许多植物科属分类、森林植物及一些地区的植物区系和植被做了深入的考察，采集了大量标本。与胡先骕等植物学家创建了中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大学生物系教科书《高等植物学》。1965年12月28日于北京逝世。
志在有恒（节选）
钱崇澍 著
我生长在浙江海宁县路仲镇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曾在四川做县令。父亲以教书为生，善做诗词。在家庭的教育下，我自幼就勤奋学习，和气待人。记得还以“志在有恒”作为座右铭，鼓励自己。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祖父母和父母都希望我踏上科举仕途的路。1904年（清光绪30年）考中了秀才。
1905年，也就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的那一年，我离开了故乡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努力学习新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成就，感到新奇，扩大了眼界，增长了学习兴趣。每当回忆青年时代，我感到科举制度将我关了21年，从22岁才开始学习新学。新学固然不易学，但比起死背古书却是一种进步。因为我学习成绩优良，不久被选送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学习工程知识，在这所学校里认识了竺可桢，从此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献身于救国运动。我受到科学报国思想的影响，无意于追求高官厚禄，立志献身科学。1910年考上清华留美公费生，心情非常激动，毅然剪去长辫，赴美留学。
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自然科学院，开始是学习农学。后来由于植物学教授对我的影响，深感祖国幅员广阔，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当时学植物学的人又少，我就选择了植物学这门专业。当我参观哈佛大学格雷植物标本室和阿诺德树木园时，发现这里收集了很多中国的植物标本，而且新种新属不断发现。这些在祖国土地上生长的原种标本，在国内竟很少，有关的文献资料更是缺乏。我感到中国标本在美国这样多，然而在课程中讲的很少，可见中国植物学还要靠中国植物学者去研究和讲授。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激励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用了六年时间，念了三所大学。在美国这些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植物分类学、生态学、生理学知识，为以后回国开展中国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16年我回到祖国，决心把自己学到的近代植物学知识播种在祖国的土地上，让它生根开花。先后在七八所大学任教、教授生物学、树木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及科学概论。当时几乎有关生物学课程都没有教材，要求教师编写讲义，为了使学生更快地学习新知识以及有关的新技术、新方法，除翻译一些文章外，1923年我与邹秉文、胡先骕先生共同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改正了旧教科书中一些不科学的名称、结束没有中文本教科书的时代，这本书对青年学生学习植物学颇有帮助，在教育界影响较大。
在教学中，我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树立专业思想，我在江苏甲种农业学校教授树木分类学课程时，常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去观察，采集标本，自然界的奇花异草，千姿百态，唤起了同学们极大地学习兴趣。当时的许多学生如秦仁昌、仲崇信、汪振儒等都是在这种影响下学习植物学的。
结合教学，我又开展了野外考察研究工作，如深入浙江和江苏南部进行植物区系研究，采集植物标本一万多号。特别是对浙江省的植物做过系统收集和整理。当时采集标本调查植被是很艰苦的，全靠步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是常事。这是现在年轻人难以想像的，以后又对南京钟山的森林和岩石植物进行过专门的观察和研究，还制定了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各省植物的考察规划，为我国东南、西南植物区系和植被研究打下了基础。通过考察研究活动使我较深入地认识了祖国丰富的绿色宝库，更坚定了我献身科学的信念。从此，我与植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发展植物学，使这门科学在祖国肥沃土地上扎根，必须组织力量，建立研究基地。我与胡先骕教授依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补助，于20年代初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设立植物部，建立起比较符合科学标准的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等。这是在旧中国很不容易实现的事。有了这样的组织机构和物质基础，植物学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快的进展，这个研究基地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不少第一流的植物学家。可惜这辛苦经营的所址和设备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部毁于日寇的炮火。
随着植物学的科研和教师队伍的逐渐扩大，为了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在我和一些科学家的倡议下，于1933年8月在四川重庆北碚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标志着我国植物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独立自主地从事祖国的植物学研究。成立会上我被选为评议员。第二年在庐山召开的年会上，继任评议员，又被选为《植物学杂志》（《植物学报》的前身）的编辑。
1937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8月南京也遭到空袭，为了保存生物研究所初步形成的科研队伍，我与同事们商议迁所大计。在这紧要关头，我托杨衔晋将家属送往上海，自己随所迁到重庆北碚。一年后家属才来到北碚。研究所的房子都让给职工住下。当时房租很贵，自己租了两间不像样的房子，卧室还在一个小饭馆的楼上，既热又吵。由于那时通货膨胀，许多职工难以维持生活。我和大家一起种菜、养猪、还和一些高级职员到外面兼课，以所得的平价米补助职工。就在这样艰苦条件下保存了这支队伍。有人看到我们的困难，劝我去做国民党立法委员，我断然拒绝，并写诗明志。我宁愿步行十多里到一中学兼课，换几斗平价米维持生活，也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和职工同甘共苦，同时坚持了研究工作，采集了不少标本，那时所采的标本至今还保存在四川大学生物系标本室，发挥着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1947年有人提出由美国出钱与我国合编《中国植物志》。我说我国的植物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不能由外国人代写。我的意见为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科学工作者所拥护，拒绝了这项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人动员我去台湾，也被我断然拒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关怀，（使）我深受鼓舞，把无比的喜悦全部浸透在忘我的工作中，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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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伟德BETVlCTOR1946
主要来源 / 《科学的道路》（上海教育出版社）钱崇澍著
获得方式 /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编辑 / 李宇驰
责编 / 闫 瑞